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的生存之路

引言：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到他的近代前夜后，最终未能成功转型，古老的文明终在1840年被打破。而作为传统社会之首的士大夫，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应对千年未有之局面。本文从士阶层切入，从鸦片战争为界，探讨在外来文明入侵前后，士大夫生存情况的变化。

关键词：求生，士大夫，鸦片战争

一、朝廷，古士大夫之理想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诚然，入仕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但为什么人们会有求仕的意图呢？不得不说，思想的控制是主要原因。传统的儒家经典逐渐改造成尊君思想，从仁政德治到大一统，从大一统再到存天理灭人欲。不断的思想灌输使人们形成忠君爱国思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孔子开始便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并始终坚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自从春秋战国起，政治军事形势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士大夫的需要。统治者需要士大夫们来为他统治国家，从而扩大政治基础，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制，也使士大夫们觉得脸上有光。这样既无武功也无多大劳力的士大夫，只能借助自己的脑子在朝廷内求口饭吃，混得好的还能光宗耀祖。这种现象其实是宗法制的影响，人们为了宗族的荣光，受到血缘关系的影响，自然对做官趋之若鹜。然而，古代的读书人想要进入朝廷也并非容易，当唯一的机会被士家大族把握时，谋求做官似乎不是一条好的求生之路。科举制的出现使得士大夫有了一展前途之机会。隋唐的科举制，坚持了自由竞选，即所谓“怀牒自列”，扩大了入仕之门，这条现成的生存之路，使读书人竞相争逐。科举制的实行，形成了浓厚的重学风气，更多的百姓因此被影响。但应当注意的是，报考的唯一限制，便是报名者不得是商人或工人，这一法律上的限制使得士大夫地位独大，因此，做官便成了士大夫们最佳的生存方式。

二、近代前沿，士大夫的迷茫

在延续了2000多年的政治环境里，士大夫早已熟悉了“学而优则仕”，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他们的生存之道逐渐有了改变。在中国，绝大部分士大夫是汉族人，这些满怀报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在满清的镇压下已然麻木，“满州人之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这种朝廷上的不平等现象，使汉族士大夫对自己赖以生存的道路感到了迷惘。同时，不断加强的专制让士大夫觉得自己似乎是没有报国的机会了。受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民主思想的影响，士大夫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不安。这种对前途的不安在鸦片战争后彻底显现出来。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强力冲击，从此开启了中国原有社会结构的混乱局面。西方无专制的意识使士大夫忠君思想强烈动摇，而伴随着忠君思想的动摇，士大夫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士大夫开始意识到，做官似乎难以生存下去，正是基于此种心理，士大夫的求生之路悄然改变。

三、转变，谋求新道路

   （一）思想的分歧

    尽管做官已不合时宜，但依然有人选择这条路，几千年的思想影响使他们仍然选择报效国家。但报效的方式却迥乎不同。虽说鸦片战争准确的暴露出清政府的弱点，但千百年的华夷思想使大多数的士大夫坚信“老子天下第一”的观点，这些强硬的顽固派只顾自己的地位，实际上并未提出什么兴国方法。然而另一派人选择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兴名臣曾国藩便选择了这条路。曾国藩受其父曾麟书影响，从小便熟读儒学经典，他一生勤奋读书，十分推崇儒家学说。正因为拥有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成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他“匡救时弊”，学习西学，真正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与其说曾国藩此类人物思想禁锢，倒不如说他们抓住时机。古代中国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下面一部分出现问题，不至于王朝覆灭；但若是皇帝完了，王朝也就不复存在。正是如此，便形成了“陛下之气正，则天下气正矣；陛下之气衰，则天下气衰矣”的说法。晚清却不同，皇帝已难以掌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时的统治便是自下而上维护的。此时的士大夫，不仅不能说是皇帝的走狗，反而还得说他们是国家的主子，而这些坚持古道德的士大夫，不仅把入仕看作是求生的道路，更是把它作为立名的根本了。

（二）绅商的兴起

随着时势的变化，更多的士人看到了官场的“纡曲诡秘”与“奄奄无息”，“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层出不穷，导致了“国事百败而藏身固，心术尽丧而文则周密，以虚词示谋国之忠，以美言作文过之具”。这种无可救药的局面使读书人抛弃了“仕”的道路，转而走向“商”。

中国传统社会以等级森严著称，“士农工商”不仅是等级的基本构成，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身份高下最直接的体现。史书明确记载，“凡民曰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以士为尊，以商为末。长期以来，“士”被尊为四民之首，享有各种特权，而“商”则居于世人之末，多为世人所轻。然而，随着中国内外力的共同作用，这一结构终于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断冲击着自然经济，虽然势力弱小，但敏锐的士大夫却已感觉到它的活力。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工商皆本的思想逐渐传开。另一方面，外国的冲击使中国的自然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商业乘此机会发展。“重商主义”的传播也正与“工商皆本”吻合，使人们不再受制于农本商末束缚。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最直接原因也是由于它使清政府获得大量收入，据统计，仅商人捐监一项，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年便有20余万。巨大的财政收入使清廷放松对商业的限制，精明的士大夫们看到了从商的利好，再加上对官场的厌恶，使他们转向商场，从而形成了士商相混的局面。其结果是，在中国“士农工商”的缝隙中，形成了一个社会特殊群体──绅商集团，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他们逐渐取代了绅士阶层成为在野势力，这不断壮大的绅商群体，最终破坏了中国“士农工商”的结构。

转成商人的士大夫们，是本土商人集团和本土精英官僚的集合体，他们把握了历史的良机，通过深入商业来谋求自己的生计，既能为国效力，又能把握自己的自由，不受朝廷束缚。但这种方式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作为当时巨商的胡雪岩，仅仅是依靠左宗堂，通过政治投机和操纵市场，从而发家致富，但一遇到经济危机和政治斗争，便沉沦下去，这样的人被称为“伪绅商”，是不会被真正的“士绅”所正视。但有的士大夫能够商场官场长青不倒，成为真正的“绅商”集团。实业家张謇，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曾因对“壬午兵变”持强硬态度受到翁同龢赏识，他很有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踏入仕途之门，但随着对政治的清晰认识，“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他似官非官，似商非商，既无重权，也非巨富，为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绅商”。

然而，这些由士大夫转业而成的绅商，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出现脱离了士大夫的原始目标，相反地推动了大清的覆灭。绅商的名号中，商占绝大部分，绅只是一个构成小部分，这促使他们逐渐有了商人本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已然忘记了国家利益。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虽然这种行为是商人之天性，使他们为了求生而成为绅商，却实际已偏离了士大夫的本质属性。入仕已算不上是绅商式的士大夫们的求生之路，只是他们与政治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的“东西互保”更是表明地方势力和绅商阶层的崛起，清政府已然威严扫地。

（三）耻辱的活法

尽管绅商群体有其不道德行为，但终究是可理解的。然而士大夫的第三种生存之道，却是极为耻辱，通过在变局中谋取私利，勾结洋人以求生存，早已背离了士大夫的精神，实际上只是打着士大夫的名号招摇撞骗而已。这类人，我们姑且将之称为“狐士”。狐士谋生有两种手段，一为贪污国财，一为勾结洋人。贪污国财是中国自古便有之行为，只是在国家动荡时更为张扬，清廷本明文禁止鸦片，但效果不大，其原因之一便是衙中有人包庇烟贩子，官亲即为包庇者之一。林则徐说：“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皆力有包庇烟贩之人。”这些官亲，借助权势，不顾法律，牟取私利，因此被清正士大所唾弃，称之为“无耻之徒”。另一种士大夫，则更是可恶，直接背叛国家，服务洋人。这其实是有原因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士大夫“天朝上国”的美梦，部分士大夫对洋人的崇拜之情由然而生。同时，“为民者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奴仆而已”的思想使士大夫产生奴性，认为西洋人打败了皇上，自己便成为西洋人的奴仆。这种颓废之风使为官者“媚夷而压华”，为民者“艳夷而鄙华”，为官者或以“求利”之心求使外洋，以其“阿谀奉迎，贪利无厌之技尽施于外洋”。狐士的求生之路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使外国更加轻视中国，是近代史上一大恶人。

四、回忆，求生之路的思考

从古到今，士大夫的求生之路基经历了一元到多元，从做君子到成小人的转变，而鸦片战争无疑是士大夫转型的重要因素。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得中国僵化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也正是由于中国制度本身有着层出不穷的漏洞，才使得其一击即破。西方的发展和中国制度的停滞，共同造成了士大夫的转变，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士大夫这个千年群体，终于还是失去了其所有的求生之路，逐渐融入社会，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