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美国教育

 

高 钢

 

 

 

遭遇美国教育（1）

 

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

 

　　美国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吓我一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学习二战史，美国老师竟然让10岁的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国教育。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飞机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一个失策？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

 

　　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敲着计算机键盘，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噎：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遭遇美国教育（2）

 

“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没少下功夫，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做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在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遭遇美国教育（3）

 

生活的一切时空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遭遇美国教育(四)

 

　　 梅克教授说：“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她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她说，她确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特殊的潜能，而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开掘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这不只是教育学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

　　 1993年，我采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育学专家梅克教授。

　　 我之所以萌发采访梅克教授的欲望，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专业名称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那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强烈反差。

　　 她从事的专业是“天才教育”。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超凡脱俗，意味着出人头地……而一说到天才教育，我们就立刻会想到名牌大学的少年班，奥林匹克学校，以及种种为培养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权……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对象，却是那些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教育水平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儿童、新近移居到美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和各种各样的残疾孩子。梅克教授在这个领域埋头耕耘了15年。在她的办公室，我看到各种肤色的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墙壁。

　　 采访她的时候，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些看起来比正常孩子更远离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间，进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静地回答：“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们，他们更容易被社会忽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时常会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境遇感到哀伤。我想，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教育在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万别的孩子，从而制约了孩子们各种潜能的发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这些孩子的办法来。”

　　 让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一个孩子最大程度地拥有创造未来生活的能力！这个梦想如此强烈地缠绕着梅克，因此当她摘取了教育哲学博士的桂冠，进入教育科学的殿堂之后，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寻找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后，她终于找出一种能够发现各种孩子的各种特殊才能的测试方法。这是一项在美国教育界前所未见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采用一种使孩子们兴致无穷，能够积极参与的测试方法，在一种近乎游戏的过程中，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进行严格检测并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作出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的准确判断。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规划，然后指导教师和家长进行实施。

　　 ——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它细致到要对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进行系统设计。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假想的纯粹的科学实验，很少有人相信这项科学研究对于改革和推进教育实践有多少应用价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带领她的科研组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工作成果，终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家长和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

　　 我采访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亚利桑那州已经有4所印第安保护区的学校、10多所普通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50多所学校、北卡罗来纳州的数百所学校，都已经在使用梅克教授的这种方法，对他们的教育对象、对他们承袭已久的教育体制进行重新的审度、剖析和规划。就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也开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进行实验。

　　 梅克教授对我说：“我的研究遵从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且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这个长处。而以往人们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去发现孩子们的短处，再想方设法去弥补孩子的短处。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孩子们不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动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伤了学习的兴趣，甚至会产生不可改变的对于教育的抵触心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孩子们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发现孩子的长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信。而专门注视孩子的短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认真地说：“我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现行教育的公认标准认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实际上也有特殊才能，这是人所拥有的天赋，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往往把这种最应该重视的东西忽略了。”

　　 我问梅克教授：“你认为推广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人的观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干脆。“可能传统教育理念太强大了。人们习惯于要求孩子们去适应教育提出的标准，而不是让教育去满足孩子发展的需求。这个观念不改变，教育就难以走出自己的误区。”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让人去适应教育，还是让教育适应人！

　　 梅克教授说：“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他们的天赋。我想，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应该能够看到每一个生命拥有的价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经得到美国教育界的普遍认同。这种观念不仅承认差异，而且尊重差异；不仅尊重一般性的差异，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异，在他们看来，人的千差万别恰恰构成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力的基础，而教育的任务恰恰应该是把人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发掘出来，而不能像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把自己的产品造成一个模样。

　　 采访过梅克教授之后，我对美国教育为什么通常不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授课，不用一套标准答案去测验学生的能力，不用类似于成绩排位的方式去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能够给学生那样大的自由度，让学生们去想象、去发挥、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说的一句话深深震动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

　　 我想，或许正是这样的理念，推动了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于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人们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进而想方设法去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建立起坚实的自信，让每个孩子从事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个社会的富有个性的创造！这就是美国教育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处心积虑，孜孜以求，不遗余力。

　　 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由众、参两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有十大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内容是《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确定了美国2000年的8项教育目标。在这8项目标中的第3项目标，就专门论及了基础教育的目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教育的追求：

　　 “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提高全体学生的推理能力、解决难题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进行流畅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学生的比例；所有学生都要参与促进个人品德良好发展的活动，参加促进身体健康的社区服务和培养个人责任感的活动，接受体育、卫生教育，保证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使学生学会开动脑筋，成为负责的公民，能接受继续教育并在生产部门顺利就业。”

　　 在这个培养目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是对孩子们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训练，是孩子们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的培养，是全面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把上述目标的追求设定在“全体学生”、“所有学生”的身上，也就是每个孩子的身上。

　　 关注每个生命，开掘每个生命的能量！这是美国在中小学教育目标上的国家意志，起码是落在文字上的国家法律。这个法律能否真正落实，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渴求。

 

遭遇美国教育（5）

 

　　“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那年7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生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它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撅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还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他说：“你这个年龄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还想做什么？我们年轻时候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国的书只能看毛选，外国的书只能读马列。想学文化知识还不行呢，你们现在多幸福。”

 

没想到小侄子一脸老成地叹息道：“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试，不用受我们这样的罪。”

 

我有些吃惊：我们的教育怎么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向往起“文革”那样的文化荒漠？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

 

遭遇美国教育（6）

 

家长会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

 

　　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我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呆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弗丝老师向大家问好后，带着几分神秘说：“今天对在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可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确切地说，为你们送上这个礼物的不是我们这些教师，而是你们的孩子！”

 

　　这时，她向一位站在旁边的老师示意，这位老师转身走出会议室，从外面推进一个有轮子的小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新书。

 

　　面对着人们惊诧的目光，弗丝女士很得意地说：“这个学期，我们讲授了英文诗歌的写作，我让孩子们试着写了一些诗，这些诗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的同事们，于是我们决定把它们汇集起来，印成这本诗集。我想，这可能是你们的孩子们人生的第一部诗歌作品，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请各位阅读吧。你们会比我更为孩子们的才能骄傲！因为是你们养育了他们。”

 

　　一瞬间，会议室鸦雀无声。———这太出乎意料了！我们的孩子，眼前这些小学生，竟然写了诗，还印成了书！

 

　　老师们把书一本一本发给了家长。我看到了儿子的两篇“作品”。

 

　　一首诗题为《朋友》，写的是他出国前与国内的小学同学分别的感情经历。儿子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的痛苦，对童年小伙伴的怀念，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在诗里述说着对童年友情的感受：我们都会长大，我们再见面时，可能都难以辨清对方的脸庞，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忆也会永远伴随我，直到我白发苍苍。

 

　　天啊，离开中国，离开小伙伴，让儿子一下想到了“老”吗？

 

　　他自己画的一幅画成了书中这首诗的题图，画面上是一个椭圆形的地球，两个孩子站在地球的两端，仰望着天上的云。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时间》，我从中听到了儿子对时间的感受。他说，时间本身没有速度，只是因为人的存在，时间才变得不同，就是对同一个人，时间也会变化，当你在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时间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它在流失；而当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觉得时间不够用时，时间实际上很慢，因为你的创造已经拖住了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这难道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吗？

 

　　我一遍遍读着儿子写的诗，刹那间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复杂，先是感叹，但是很快就被一种自责的心绪笼罩了。我自认为平日对孩子不仅是很了解，而且是很关注的，但看了儿子的诗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我发现，我这个比他大了30岁的父亲，对人生的体会有的时候未必有儿子细腻，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尽管很感动，我还是没有忘记我印象中家长会上的“法定程序”———征求一下老师对孩子的意见，这似乎应该是“家长会”的惯例。我找到弗丝老师，问她，我的儿子在学校有什么问题？老师说：“他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会等到现在。”

 

　　可能是想起我与她见面时经常问她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弗丝老师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问题’吗？”

 

遭遇美国教育（7）

 

没有教科书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时候，我去他们学校考察，发现同一年级的各个班级上课的方式都不一样。同样是教美国历史，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有的组织去博物馆，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千奇百怪。

 

　　我本来是想跟老师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书，配合课堂教学辅导一下孩子，但却发现，老师根本没有什么教科书。

 

　　我问老师：“你们上历史课不指定教科书，学生怎么掌握要点啊？”

 

　　老师说：“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

 

　　美国的中小学校非常看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喜好，鼓励孩子的一切想象和创造能力。这与我们中国的教育大不一样，我们中国，从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个公认的标准放置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千差万异的孩子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被剪裁、被驯化。

 

　　一个是要孩子们必须适应大一统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地开掘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促进其自由发展。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外语和艺术七门功课为主课，各学校执行统一的教育大纲，学生毕业时通过考试检验学习情况。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他们也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标准的。

 

　　但是，这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实施起来却又十分灵活。美国并没有为七门主课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材一般都是由专门公司编写的，市场上同样一门课程会有各种版本的教材供学校及教师选择。这就使学生和教师都赢得了自由的空间：哪种教材更适应孩子的特点，同时也更适合教师的发挥，就去选择它。

 

　　美国基础教育中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能够存在，能够延续和发展，还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接口方式”直接相关。美国没有统一的大学升学考试，学生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时只需参加一个“学业能力考试”，这项测验主要是考核学生的数学和语文水平。在一年中，学生可参加几次这样的考试，哪一次的成绩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绩为准，从而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偶然性。

 

　　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除了看“学业能力考试”的成绩以外，主要看学生平日各学科成绩，看学生的品行、兴趣爱好、特长、个人自传、老师推荐信以及参加社区服务的情况，这时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孩子的全面素质，并不是一次考试的成绩。如果美国大学像我们这样“一考定终身”，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不会有现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景观了。

 

　　我常想，教育应该是与制造业完全不同的产业：制造业需要的是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能有大工业。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是千差万别的，开发千差万别的个性潜能，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基础。只有千差万别的创造力汇集起来，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能量。

 

遭遇美国教育（8）

 

训练“夸夸其谈”

 

　　当我看到我的儿子一进美国小学就开始上″讲话″课，接受表白和张扬自己的训练时，心里就隐隐感到几分不安。

 

　　这是什么训练啊！让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表白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长，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这与我们中国人要谦虚为人，要谨慎从事，要缩首敛翼，要知深知浅的教育，大相径庭！我真怕儿子在这种吹牛训练中变得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美国学校的课程啊，于是只好等儿子回家后给他“消毒”，告诉他什么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什么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叫“虚怀若谷”和“海纳百川”。

 

　　儿子进了中学以后，干脆在专门的课程上训练起演讲能力了。这可不只是说自己有什么优点，更要说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自己的远大抱负，说自己的意愿实现之后对国家、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这就难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是有点云中说梦，甚至胡说带八道了。

 

　　想想咱们中国人“脚踏实地”、“只事耕耘”这些古训，我真是担心在美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得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终无大用。

 

　　我很委婉地向美国老师道出了我的忧虑。老师向我解释说：“学校让孩子自我伸张，自我表现，是为了让孩子有与人交往的能力，人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了解，才能和谐共处，才能携手共事。不能顺利地与人交流，是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是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心想，行了，老师，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因为您说到我的专业里来了，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新闻的，尽管我的兴趣在采访和写作这些新闻实务领域，但是我对传播学的原理也知一二。您说的道理肯定都对，但是我就是害怕我的儿子变成你们美国人说的“BIGMOUTH”（夸夸其谈的“大嘴”）。

 

　　老师说：“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们怎样说，更要教会孩子们怎样做！你不用为此担心。”老师话说得客气，但是神态中可以感到美国佬对我的忧虑的莫名其妙和不屑一顾。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看到了美国学校怎样教会孩子们“扎扎实实”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做事，“坚持不懈”地奋斗。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

 

　　每次，只要作业一下来，孩子就忙活开了，家里就像遭了劫一样，被翻得一片凌乱。他要么找出一大堆过期杂志，画笔剪刀胶水摆满桌子，又是画又是折又是剪又是粘，最后鼓捣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得意地告诉我，这是50年后的房子模型。要么就连续几天，放学后和同学到公园去，晚上回来时像个泥猴似的，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小脏脸兴奋得发红：“观察蚂蚁去了！”然后给我看他们写的对蚂蚁行为的观察。要么就是去图书馆，背回来一堆书和录像带，写他的汽车发明史的“论文”。对于作业，儿子总是要兴致勃勃、全身心都投入其中，忙上一段时间。

 

遭遇美国教育（9）

 

“要找的书太多了”

 

　　有一天，儿子一放学，就火急火燎地非要让我带他去图书馆不可。我正忙着写一篇文章，就和儿子商量：“明天去不行啊？”

 

　　“不行不行！要找的书太多了！”

 

　　看着儿子急得红通通的小脸，我觉得奇怪，一个孩子，什么事儿至于这样急赤白脸的？儿子告诉我，历史课的作业多着呢！我要儿子把老师留的作业拿过来，一看，真吃了一惊：这作业的阵势咱们在中国还确实没见过：

 

　　1．老师让孩子们去图书馆任意寻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

 

　　2．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著作的内容概要。

 

　　3．再从每部书中选择你认为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5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

 

　　4．选择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

 

　　这类作业一般没有“标准答案”，给你一种可以完全任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当然，让你发挥的只是你的思想，你的描写，但是对你完成作业的基本方法和投入的工作量是进行严格要求的。

 

　　我很为美国老师想出的这种作业方式而感慨！我想，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作业中一次一次、一点一滴被开掘出来的。

 

　　我们中国孩子们面对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课本后面的练习题，在这种枯燥的习题中，孩子们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是在模仿和复制前人。

 

　　美国人有时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牛气哄哄，什么都敢怀疑，什么都敢问一个“为什么”。我想可能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畏惧，感到不可“冒犯”。美国的教育鼓励孩子们的挑战精神。孩子进入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甚至会问孩子：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

 

　　托马斯·杰斐逊是什么人哪？他是美国立国的伟人之一，他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啊！他起草的《独立宣言》被多少西方学者视为是人类高尚道德精神和杰出智慧的结晶啊！然而老师的这一声询问，起码让孩子们去做几件事情：

 

　　1．好好阅读一下杰斐逊和他起草的美国的立国宣言；

 

　　2．认真研究一下各种专家学派对杰斐逊的评价；

 

　　3．调动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

 

　　更重要的是老师告诉给孩子们一种理念：你们可以对世间的一切进行质询，进行思考！包括对“神圣”和“权威”的东西进行自己的思考！

 

　　我在想，鼓励孩子们在思考中质疑权威，可能不仅是在教授一种学习方式，而且是在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品质。

 

　　儿子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找到《独立宣言》的原文和评价《独立宣言》的各种文章，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他感慨地对我说：“托马斯·杰斐逊绝对不是一般人！”我问儿子：“他哪儿不一般啊？”儿子当即朗诵起《独立宣言》的原文来。

 

　　儿子接着感慨道：“不可思议！200多年前的人怎么就能有这样杰出的思想！”

 

　　我问他：“你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局限？”

 

　　儿子说：“我没有发现他的局限，我倒是看到现在人的局限了！”几天后，他把他的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我们今天离托马斯·杰斐逊有多远》，里面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

 

　　我相信，老师当时对孩子们的提问，绝对不是让孩子们去否定杰斐逊，而是让孩子们解放思想，打开眼界，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伟人的不同凡响之处，从而激发孩子们为社会、为人类进行全新创造的内心冲动。

 

遭遇美国教育（10）

 

学习要解决实际问题

 

　　儿子进了中学，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论文中要求引文的数量和参考书的数量，不能少于多少篇文章，多少部著作。你的论文观点如何，没人追究，但你的功夫必须下到，你的研究方法要正确，你要言之有据，注重事实！

 

　　我想起我参加中国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时的情景，在论文评议表的评语栏中，对评审人撰写评语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审定论文的观点是否正确。

 

　　———观点是否正确？逢到这时我就非常作难，论文的观点正确与否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是依据我的经验标准，还是依据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的经验标准？我想即使是扩张到以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人类凭借已有经验划定的是非界限是永恒不变的吗？我们在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在他们面对全新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时候，怎么能对他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是与非的评判呢？

 

　　美国学校在一种表面上轻松、开放、自由的教育过程中，对孩子的基本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动手能力、观察能力进行训练，对他们的严谨、细致、专心的习性进行培养，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的务实精神。美国老师布置的作业，看上去和玩一样，但是对过程的要求非常细致，孩子几乎不可能偷懒。

 

　　儿子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亚利桑那州图桑市政府的一个市政科研项目。图桑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云南。一年中晴朗的夜空达到330天以上，因此，美国天文观测台站都云集此地。

 

　　对天文观测来说，不仅要求空气的澄净，而且对地面的反射光的要求也很严格，越微弱越好。但是图桑又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整个城市的夜间公共照明系统的明亮度直接关系着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市民们希望这个城市夜间灯光璀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让市政府和相关科学工作者都非常头疼，始终找不到一个两全的方案。

 

　　儿子所在的中学就把这个难题拿回了学校，摆到了学生们面前。

 

　　儿子和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课题组，在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就分别进入了认真的先期准备工作：从互联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其它城市照明的各种布局结构，公共照明系统的最新技术，把地面照明对天空反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可行途径。

 

　　为了这个作业，孩子们走访了当地的城市照明管理机构，用电子信件向世界上一些研究城市照明的专家求教，寻找当今世界上一些最新的公共照明技术。他们也走访了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一些天文观测机构，与天文学家们一起探讨天文观测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这个项目整整做了一个学期又加上一个暑假。最后，他们从照明系统的整体布局，根据不同时段对光源强度的适时调控，灯管、灯罩、防反射装置的配备等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图桑市区新型照明系统建设的可行性报告和一组新型照明系统的规划图。

 

　　儿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作业中，忙得脚不沾地。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作业把我们都变成城市照明的专家了！”

 

　　没过多久，他们的研究报告就受到了市教育部门的嘉奖，在讨论城市照明系统的专门会议上，一群真正的专家们还请批评指正了他们的课题小组去列席旁听。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让孩子们知道，一切学习最终都是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要勤于动手，要勤于思考，要实事求是。

 

遭遇美国教育（11）

 

不知不觉地塑造了人

 

　　谁要是认为美国开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纵学生，是让学生们有机会偷懒耍滑、投机取巧，那就错了。对孩子们高强度思维的训练，对孩子们高强度吃苦精神的训练也是美国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我的儿子在美国进入中学特别是高中之后，实际上也进入了一个“严酷的时代”，每天功课压力巨大，作业量常在4～5个小时之间。

 

　　在美国，上大学同样是每个孩子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儿子也抱着进入美国名牌大学的梦想。为了应付“学习能力考试”，他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去读世界文学名著和美国文学原著，做一大堆千奇百怪的数学难题。

 

　　为了应付进入大学前的“学业能力考试”，高中最后一学期，儿子每天只睡5个小时，以至让从小对他要求甚严的妈妈也心疼起来，劝他要注意身体。

 

　　而到这个时候，孩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已经大体定型了。从小学到中学七年的美国教育中，他已经知道了人的命运是自己掌握的，关键时刻，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七年的美国教育中，他知道了，目标一旦确定，能否持之以衡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七年的美国教育已经让他相信，任何成果都要靠脚踏实地的劳动，靠勤奋工作的积累。

 

　　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已经让孩子知道，你可以选择轻松的生活，但是你不可能不劳而获！想买一辆好的山地车，他就要利用暑假去打工挣钱；想进入学校的管乐队，他就要每天早早起床到旷野里去练习吹黑管。而现在，他面临的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进入大学，这不仅是他独立人生的开端，而且关系着他此生的发展方向，因此，他知道他必须努力奋斗。这时谁要想阻止他，改变他，已经相当困难。

 

　　看着孩子不用任何催促日以继夜地学习，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怎样对自己负责。

 

　　尽管向美国名校冲击的念头那么强烈，但儿子最终没有好高骛远，还是欣然认同了我的筹划，17岁的时候，拿着我们所在的城市最好的一所中学的前沿成绩，进入了美国公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他在高中时已经修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进入大学后，同时学习计算机和数学两个专业。同学们都说他“疯了”，每个期末，为了应付两个专业的课程考试，他会忙得每天只睡5个小时。

 

　　我对他说：“你犯得着这样拼命吗？你得劳逸结合。”他很平静地说：“你们过去不是老和我说‘艺多不压身’吗？现在我有精力，多学些本事，以后生活中的选择机会就多一些。”

 

　　暑假到了，我让他回中国玩一玩，他说，不行！我要去汽车修理厂打工！我以为他要打工挣钱，就问他，是不是汽车厂挣钱多？儿子说：“主要还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彻底了解汽车！在美国生活，汽车是我的腿，我要对它了如指掌！而且要认识一群修车的朋友，真要是有了事情，好有人帮助我！”一个暑假三个月，儿子就在汽车修理厂和一群美国小青年摸爬滚打。不仅挣了一笔钱，而且和他的这群修理工朋友一起把他的汽车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整修了一遍。那天回家他兴奋地说：“看！我的车变成新车了！”那得意的样子就像他当年从大学里得到助教工作时一样。

 

　　看着儿子为自己的目标去作种种实际的努力，我不禁想起当年怕他变成夸夸其谈的“BIGMOUTH（大嘴）”的忧虑，也想到了美国老师对我的忧虑不以为然的劝解。我看到了美国教育的力量，他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塑造了人。

 

遭遇美国教育（12）

 

令人忧心的道德教育

 

　　从爱护小小的蜂鸟开始，美国小学让孩子们学会了爱。到了中学，同情心和责任感就是美国教育中强制性的要求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应该怎样设计和建造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2002年2月23日下午1点10分，在北京动物园的熊山，人们像往常一样将食品投喂给正在乞食的熊。突然，两只黑熊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来回翻滚，发出“嗷嗷”的惨叫。

 

　　经诊断，发现两只熊是被酸液烧伤了。

 

　　用硫酸烧熊的一个21岁的年轻人被现场抓获。这个名叫刘海洋的青年居然是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曾经先后两次用火碱和硫酸伤害了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

 

　　伤熊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一时竟难以理解和解释。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平均2分钟就要接到一个热心群众的电话，对此事表示愤慨。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大多数媒体和社会的极大关注。

 

　　同样是2002年。12月21日晚上，杭州西湖的苏堤之上，浙江教育学院二年级大学生周英民与同学洪某正在散步，两人聊天谈起了两性问题，周英民将女友的隐私透露给洪某，洪露出嘲笑的神情。周英民恐洪回校后将隐私透露给其他同学，遂起杀心，趁其不备用随身携带的裁纸刀猛割洪颈部致其倒在血泊之中。

 

　　周英民逃离现场后担心姓洪的同学不死，途中又返回现场，并利用拾得的绳索将石块绑在洪身上后将其抛入西湖。

 

　　就为了怕同学泄露个人秘密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因，一个大学生就能将自己的同学杀死！

 

　　近年来，类似新闻不断出现在报纸上：某县实验中学初二五班学生戚恩伙同同学段昌、陈泽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在了家中。杀完妈妈还计划杀爸爸。

 

　　两年前浙江金华一名叫徐力的高中学生把母亲杀害了。2001年4月，湖南衡阳一名叫李毅（化名）的初三学生毒翻全家。

 

　　不久前，发生了贵州安顺市两名16岁孪生姐妹为“自由”毒死父母的案件，犯罪动因是中考成绩未上重点高中录取线，害怕父母责骂，于是两人竟决定将父母毒死。她们在煮稀饭时将6瓶鼠药放进稀饭里，其父母食用后发生中毒，并很快死去，她们用被子盖在父母的尸体上，从家中拿走存折及2000余元现金和两部手机，跑到外地玩耍。

 

　　我们的孩子们究竟怎么了？《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报道刘海洋烧熊事件的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是谁“教会”了他残忍？》

 

　　———是谁教会了孩子们残忍？我不禁在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注重对孩子们智力的培养了，以致偏离了教育要全面塑造人的灵魂的宗旨？

 

　　《中国教育报》不久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我国当前一些大学生思想活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