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七艺”流光在《理想国》中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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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乃民族盛衰之学”，读书必然读史，谈及历史经世致用的功效必然要付诸于教书育民。在中国，自古就有“六艺”之理念。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而逐步完善。近日读《理想国》，研读前苏格拉底学派，不经意邂逅了“七艺”这一似曾相识，却又似尚未抖落时光尘羽的理念。于是遗情想象，顾怀回望。

“七艺”诞于古希腊，盛于罗马，凋于中世纪，历经其特定的传统与流变。古希腊国家民族意识初兴，城邦制度亟待完善，以普罗泰格拉为代表的“智者学派”提出了“三艺”（trivium），后来“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四艺”（quadrivium），二者珠联璧合，构成
“七门自由艺术”，简称“七艺”，共同奠定了西方古典人文主义课程的基础。柏拉图是“七艺”的辩证传承者，扬长避短，兼收并蓄。这位哲学先贤对“四艺”教育理念的认同和推崇深刻根植于《理想国》中城邦的建立精神，无论是政治制度，公民意识，抑或个人内在秩序。罗马时期的黄金时代，人稠物穰，使得“七艺”理念得以光大发扬。然而行至中世纪，这一理念沦为统治阶级的政治重器，匍匐在宗教神学的强权之下。悖离了自由，通识和德性的教育精神，其脆弱与彷徨可想而知。“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得到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化逐步形成。新生力量的崛起惯常就是这样不留情面，传统的“七艺”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它的衰亡。

“七艺”理念虽已是历史，但它的智慧流光对于柏拉图思想轮廓的形成，可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在《理想国》文本中也屡有映射。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兴起了智者学派（也称诡辩学派），据柏拉图说，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年-420年）是第一个自称智者的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普罗泰格拉最著名的命题，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柏拉图在其《泰阿泰德篇》中就曾对这一命题做过解释，认为世界对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智者学派首次背叛了荷马和赫西俄德树立的诸神膜拜，把目光投向了人间，提倡文法，修辞，辩证法，被称为“三艺”。他们以雅典为中心，周游希腊各地，对青年进行修辞，论辩和演讲的训练，声称可以教授学生“知识，美德以及雄辩的艺术”。智者虽能言善辩，但晚期的末流堕于诡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不过为无视是非曲直，玩弄似是而非的“争吵游戏”。

柏拉图对“三艺”的态度和立场在《理想国》文本中也有多处映射。他提到辨证论者“能对每一事物的本质做出合理的解释”，其旅程的终点就是“借助理性抓住美好的东西的本身，到达可知世界的终点”（532b），柏拉图将辩证法推到了绝对的理性高度，推向了灵魂层面的深度。然则辩证学的度如何拿捏终是逃不脱辩证本身，“辩证学和概念打交道，智术和词语打交道”，一词之差，天壤之别，将智者学派所提倡的辩证法推到了理性的对立面，认为智术被误用为辩证学，定义其为诡辩的“争吵”而非辩论，“鉴于他们没有能力把所说过的东西按类区分、加以观察，而只是根据字面意思，意味和对方所说的唱反调，”（454a）。由此观之，柏拉图推崇“具有优雅，稳定本性的”思辨，而非充满“争吵”和“反驳”的辩论游戏。

谈完“三艺”，再论“四道”。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曾说过
“不能制约自己的人，不能称为自由的人”，他是一位充满神秘主义气质的哲人。但是现今学科分类更精细科学，以当代的眼光，个人觉得他更贴切的标签是数学家，教主，甚于哲学家。

公元前560年，毕达哥拉斯生于萨摩斯岛（Samos，小亚细亚西岸），与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同时代，他曾师从伊奥尼亚派的安纳西德曼，又游历埃及，印度，汲取当地的数学，天文以及宗教知识，回国后为摆脱国家暴政，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一个集政治，宗教，学术为一体的宗教团体，被称为“毕达哥拉斯派”。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将数学推上绝对高度的哲人，宣称数乃众神之舟，为普遍的始源。后人对他的研究，也多聚焦于他的数学成就，可以说“数学”成就了毕达哥拉斯，也可以说毕达哥拉斯成就了“数学”。毕达哥拉斯创立的“四道”理念（也称“四艺”），立足于数学基础，同时又贯穿诸多学科，其通博纵横，可窥一斑。现今看来，这些成就不过是数学应用的一小步，可是试想其所处的时代，不可不谓是历史性的一大步。“四道”，顾名思义，代表四个领域，分别是算术，音乐，几何，天文。

首先来说数的绝对理论—算术。毕达哥拉斯对数论作了许多研究，强调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他将自然数区分为奇数、偶数、素数、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等。他还提出“行数”的概念，得出重要数列公式。

毕达哥拉斯的思想精髓被柏拉图发扬传承，可以说柏拉图的血液里流淌着毕达哥拉斯的智慧，《理想国》也散发着毕达哥拉斯的理性。Forrest E.Baird & Walter Kaufmann所著的《Ancient
philosophy》罗列了柏拉图对毕达哥拉斯哲学理论的沿袭，段末总结道:“In fact, the whole of Plato’s thought, from the earliest to the
latest, can be understood as a gradual and sustained departure from the
heritage of Socrates to that of Pythagoras”(p12)。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教育的目的是使灵魂转向”，在“把灵魂从生成变幻的世界拉向本质世界”（521d）的学习过程中便首推数字和运算艺术，因为它是所有思维和知识的工具学科，“在计算上有天赋的人，在各种学习项目上都自然聪明”，由此看来，数学是一门激发智慧和思维的学科，追随计算和推理，就能达到看到数字本质的高度。

接下来不得不提数的应用—音乐。毕达哥拉斯认为音程的和谐与宇宙星际的和谐秩序相对应由太阳、月亮、星辰的轨道和地球的距离之比，分别等于三种主要的和音，即八音度、五音度、四音度。曾证明用三条弦发出某一个乐音，以及它的第五度音和第八度音时，这三条弦的长度之比为6:4:3。这样跨专业的抽象论述难免让人眼晕，柏拉图却能简洁地将音乐和数的本质关系阐述为“在被听到的和谐音中寻找相对应的数字”，可见其求思之深无不在也。柏拉图对音乐教育的推崇，屡屡见诸《理想国》文本中，他认为“音乐方面的教育才最为紧要，因为节奏和音调最善于潜入灵魂的内部……使人变得高雅”（401d）,能培养人的审美情趣和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同时他也强调体育和音乐的适度结合才能培养和谐的人，

关于静止的量—几何。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数理解为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并证明了正多面体只有五种——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毕达哥拉斯还以发现勾股定理(西方称毕达哥拉斯定理)著称于世。商高在《周髀算经》中说“…故折矩，勾广三，股修四，经隅五。”以后人们就简单地把这个事实说成“勾三股四弦五”。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勾股定理。不过最早的证明大概可归功于毕达哥拉斯。他用演绎法证明了直角三角形斜边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即毕达哥拉斯定理。上文提过，柏拉图在“把灵魂从生成变幻的世界拉向本质世界”（521d）的学习过程中首推数字和运算艺术。在二维的学习后，他提倡的第二个学习项目就是三维的几何学，因为这门学科涉及一切立方体和具有深度的东西，在战争事务中独有优势，举凡排兵布阵，驻营用兵，运筹帷幄都脱离不了几何学，这是一门“对于永远存在的本质的一种认识。”

最后来说运动的量—天文。毕达哥拉斯认为大地是球形的，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作均匀圆运动的思想。他还认为十是最完美的数，所以天上运动的发光体必然有十个。其实，古代天文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究星宿宇宙，更关乎百姓的日常劳作，时节交替。就如在中国，岁有二十四节气，《礼记》中“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就是对白露时节的记载，并指导民生民息，劳作生产。《理想国》也强调对季节，月份，年度的认知不仅适合农民和水手，对于将领，其重要性更甚。看来探索宇宙，认识地球本身的意义，不亚于探索几亿年前鱼类爬上地球生活的意义。正是柏拉图对天文学实用化的重视，扩大了人类认知范畴，活动领域的推动。

    着眼未来，解构过去。纵观“七艺”，再度比照，《理想国》的开蒙思辨，周密严谨，精深闳约，对于社区建制，尤其是个人内心的城邦完善，依然不失指导意义，确有百遍读之的经世价值。